配资炒股公司平台 返佣被监管明令禁止多年

配资炒股公司平台　　返佣被监管明令禁止多年

　　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师研报，权威，专业，及时，全面，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6年靠“影子账户”获得1.18亿元绩效奖金，其中2000万元返给“大客户”。

　　近期，一场涉及知名券商与头部量化私募的“返佣”案引发行业关注。

　　据财新等多家媒体报道，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管理及机构业务总部机构业务部总经理高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一案，与去年幻方量化市场总监李橙被查有直接关联。

　　在“返佣潜规则”的运作下，券商员工与量化员工设法套取券商“交易佣金40%提成”制度下的绩效奖金，在6年时间里涉案金额达到1.18亿元。

　　返佣被监管明令禁止多年，但券商与量化机构的员工何以在灰色地带铤而走险？

图/图虫创意

　　“返佣”始末

　　涉案金额超亿元的利益输送案的水落石出，始于去年11月，彼时幻方量化市场总监李橙因涉及券商返佣被调查。

　　所谓交易佣金，是指证券公司向客户（投资者）收取的服务费用，用于覆盖交易执行、平台维护、研究服务等成本；而绩效奖金，则是指证券公司给员工发放的激励性报酬，属于公司人力成本支出。

　　具体到本案，招商证券为幻方量化提供交易通道，幻方量化则为招商证券带来交易佣金。在此基础上，招商证券给相关经纪人发放绩效绩效奖金。据报道，在招商证券，经纪人可从客户交易佣金中提取最高40%的绩效奖金。

　　需要指出的是，佣金和绩效奖金本身并不违法，但客观上为招商证券员工与幻方量化员工进行“利益输送”创造了违法空间。

　　孟鹏飞，2018年6月—2023年2月期间担任招商证券深南东路营业部总经理。这期间，招商证券总部私人客户部总经理刘欢将幻方量化的交易放在该营业部，孟鹏飞则安排自家亲戚成为幻方量化的“专属经纪人”，并借其银行卡收取本应属于经纪人的绩效奖金。

　　在这6年里，这个隐秘账户总共获得了1.18亿元绩效奖金，其中2000余万元流向李橙，1000万元流向刘欢，剩余8000余万元由孟鹏飞保留。

　　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券商将收取的部分佣金返还给投资者。而在本案中，招商证券员工向幻方量化员工返还绩效奖金的来源，本质上还是券商从客户处取得的佣金，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返佣”。

　　事发后，孟鹏飞还曾拿出300万元等价黄金希望上司高翔帮忙保全自己，高翔后将黄金退还，并在后续被查。

　　2025年5月30日，据中山纪检监察网站消息，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管理及机构业务总部机构业务部总经理高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招商局集团纪委纪律审查和中山市监委监察调查。其余几名涉案人员也已移交司法机关。

　　招商证券相关人士向媒体表示，高翔案目前是由中山市监委调查当中，招商证券现阶段也不知晓具体案情。招商证券此前自查认为高翔案属于个人行为，公司并未参与。

　　而2024年11月李橙被调查时，幻方量化亦回应媒体称：“这是员工个人的事情，不涉及公司层面”“券商怎么给销售人员激励，其实公司都是不知道的”。

　　此次的“返佣”案，颇具典型性，其牵扯出券商与量化私募之间的隐秘利益链：量化通过高频交易产生数额不菲的佣金，券商为绑定客户违规利益输送，而部分资金通过隐蔽路径流入个人腰包。

　　就该案相关责任归属与整改进程，中国新闻周刊分别向招商证券、幻方量化发出采访提纲，截至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伤害谁的利益？

　　在我国，“返佣”是证券监管部门明令禁止并重点打击的行为。

　　根据《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直接或者变相向投资者返还佣金、赠送礼品礼券或者提供其他非证券业务性质的服务属于禁止性行为。

　　今年7月修订的《证券行业执业声誉信息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任何商业贿赂行为均纳入违法失信记录，无论是否受罚。

　　从根本上来讲，返佣行为伤害了市场公平，更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返佣行为本质是多重利益的系统性伤害。

　　“首先，普通投资者交易成本因券商合规成本转嫁而隐性上升；其次，合规机构因无法参与灰色竞争陷入‘劣币驱逐良币’困境；最后，监管公信力受损，市场公平性根基动摇。”田利辉说道。

　　监管部门反复禁止这类行为，正是为了保护普通投资者的权益，真正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若合规经营的机构因为不搞返佣，可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搞返佣的机构抢占市场，靠返佣拿下客户而非真正的服务。久而久之会让整个行业陷入“比返佣、轻服务”的畸形发展。

　　更进一步看，返佣不单纯是券商员工与量化机构员工之间的“利益交换”，返佣的成本其实来自交易成本。

　　厦门集美区国际合作中心执行主任张竹然进一步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相较于主动管理的权益产品，量化私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短线交易频繁，大量交易通过博取时间差获得收益。

　　“高频量化机构往往是券商在高度白热化竞争下最为优质的甲方客户和利润来源。因为交易量大、频率高，量化私募高频交易特性使其年换手率可达200倍以上，这意味着百亿级私募年佣金支出动辄数亿元。就算是规模不太大的量化私募，其综合盈利指标也不容小觑。”张竹然说道。

　　而在行业里，返佣行为正是量化基金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返佣的逻辑下，不排除部分量化私募工作人员为了拿到更高的返佣，可能会提高交易频率、增加不必要的操作，而这些额外的交易成本最终会转嫁到背后的投资者身上，损害实际收益。

　　本次涉案的幻方量化恰是市场知名的量化对冲基金。其创始于2015年，旗下共有两家证券私募平台，分别是2015年6月成立的浙江九章资产和2016年2月成立的宁波幻方量化。

　　值得一提的是，幻方量化将交易席位放在招商证券深南东路营业部的2018年，恰好是公司管理规模即将迎来大爆发的“前夕”。幻方量化在2019年突破百亿规模大关，2021年更是一度成为国内首家突破千亿规模的量化私募。

　　与之对应，Wind数据显示，2017年和2018年招商证券深南东路营业部的股票交易额均为340余亿元，2019年上述席位的股票交易额快速攀升至1819.72亿元，同比增长530.07%。

　　为何屡禁不绝？

　　问题在于，多年以来券商返佣被视为违规行为并被监管打击，为何仍屡禁不止？

　　田利辉直言，量化私募“返佣”案折射出金融行业利益分配与监管的深层矛盾。返佣现象虽被明令禁止，但行业实践中仍存灰色操作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从某私募行业人士处了解到，券商返佣的形式多样且颇为隐蔽，部分券商通过“虚增经纪人提成、服务费报销”“法人账户返佣”“设置影子员工”等方式变相操作。

　　招商证券与幻方量化的“返佣”案即通过设置亲信入职成为“影子员工”的案例。“行业中‘影子员工’往往会入职国内证券公司的相关分支机构，通过各类税务筹划方式降低该员工的个税，此后相关利益方再从佣金奖金账户‘分钱’，该员工就成了各方利益输送的通道。”上述行业人士解释道。

　　而返佣本质的动机，则与券商行业的激烈竞争密切相关。

　　张竹然曾就职于某私募服务平台公司，服务过行业内众多私募机构。据他介绍，行业内的返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潜规则”，即佣金部分不单纯是要返还给相关方，还要按一定比例返还给投资人，为的就是留住“大客户”。

　　具体到招商证券而言，其经营压力明确显现在业绩层面——财富管理和机构业务增长乏力，投行业务面临一定瓶颈。

　　2024年，招商证券财富管理和机构业务收入102.33亿元，同比增长2.22%，占营收比重48.98%。此前，其财富管理和机构业务收入在2022年、2023年分别同比下滑了19%、9.83%。

　　同年，招商证券投资银行业务收入8.58亿元，同比减少33.75%，这已是投行业务连续第三年收入下滑——2022年至2023年，其投行业务收入分别下滑了43.61%、6.57%。

　　受此影响，招商证券近年来的收入增速也仅个位数。2022—2024年招商证券的收入增速分别为-34.69%、3.13%、5.4%。

　　尽管此案发生在招商证券与幻方量化的合作流程之外，但在上海申宜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海权看来，也反映出证券公司在内控上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与佣金挂钩的高比例绩效奖金的设置极有可能导致返佣行为的发生，或者使得业务人员以私下返佣的方式揽取业务，是否有相应的监管措施防止返佣、私下利益输送行为的发生；其次，对于管理人员和员工的业务行为是否监管到位。比如向员工违规设置的‘影子员工’发放高额绩效奖金是否真正符合内控流程。”李海权指出。

　　当然，券商返佣现象的更根本整治，亟待各方监管的“出手”。

　　田利辉进一步指出，监管穿透核查资金流向与交易数据的技术门槛较高，形成了一定的制度性漏洞。建议构建“技术+制度”双维监管框架，通过多重手段来避免此类现象。比如要强制券商接入监管系统，将返佣资金流向个人账户的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推动私募费率透明化、公开披露佣金结构，强化行业自律，将返佣违规纳入会员评级负面清单。

　　“通过穿透式监管与高压震慑来斩断灰色利益链，重塑金融市场的法治化根基。”田利辉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