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隋唐名将，秦琼、尉迟恭的门神形象家喻户晓，演义中罗成的银枪英姿也深入人心。但在正史记载里，有一位将军的战功远超这些广为人知的名字，他一生征战数十年，灭三国、擒三主，为大唐开疆扩土，被唐高宗誉为“国之柱石”。
然而，这位功勋卓著的名将，却在后世的小说戏曲中沦为阴险狡诈的奸臣，被黑上千年。他就是苏定方。 为何真实战功震古烁今的战神，会遭遇如此两极的历史评价？拨开文学演绎的迷雾，翻阅《旧唐书》《新唐书》的翔实记载，我们能还原出这位大唐名将的真实人生，读懂一段被误解的历史。
苏定方生于公元592年，家乡在河北冀州。他的出身并非将门世家，而是当地的豪强之家，父亲苏邕是乡里有名的侠义之士。
隋末天下大乱，盗贼蜂起，百姓流离失所，苏邕为保护乡邻，自发组织了地方武装抵御劫掠。受父亲影响，苏定方自幼便显露过人的勇武，“骁勇多力，胆气绝伦”，十五六岁时就跟随父亲冲锋陷阵，每次作战都一马当先，很快便以勇猛闻名乡里。 父亲去世后，年仅十六岁的苏定方接过了地方武装的指挥权。
他虽年少，却治军严明，调度有方，不仅成功击退了多股来犯的盗贼，还主动出击，平定了周边作乱的势力，让家乡在乱世中得以保全。
《旧唐书·苏定方传》中明确记载，他“每陷阵先登，乡里依赖之”，这份少年成名的勇武与担当，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隋末的乱世中，河北地区先后崛起了窦建德、刘黑闼两支强大的反隋势力。他们以反抗隋朝暴政为旗帜，深得民心，成为当时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割据力量。
苏定方审时度势，认为只有依附强大的势力才能保全乡邻、实现抱负，于是选择投奔窦建德麾下。在窦建德军中，苏定方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施展，屡立战功，深受器重，还被窦建德的部将高雅贤收为义子。
然而好景不长，武德四年，窦建德在虎牢关之战中被李世民击败，其势力随之瓦解。苏定方失去依托，不得不暂时归隐故里。不久后，刘黑闼重新起兵反唐，苏定方再次出山投奔。在刘黑闼军中，他担任先锋将领，“每战必克，勇冠三军”，多次击败唐军。
但刘黑闼最终还是不敌李唐的强大兵力，于武德六年（623年）兵败被杀。 两次效力于李唐的对立面，这段“站错队”的经历，成为苏定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伏笔。刘黑闼败亡后，苏定方深知自己在李唐集团眼中已是“敌将”，不愿主动归顺，于是再次归隐乡里，这一隐便是整整七年。
直到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命李靖率军北伐东突厥，苏定方才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此时的他已年近四十，报国之心从未熄灭。经人举荐，苏定方被李靖纳入麾下，担任前军总管。正是这场北伐之战，让苏定方一战成名，也让大唐真正见识到了这位蛰伏多年的猛将的真实实力。
贞观四年的阴山之战，是苏定方军事生涯的成名之战。当时，李靖率领唐军主力悄悄逼近东突厥颉利可汗的牙帐，为摸清敌军虚实、寻找破敌良机，李靖决定派一支精锐骑兵进行突袭侦察，这个重任最终落在了苏定方身上。
他率领二百名骑兵，趁着黎明前的浓雾，悄无声息地穿越草原，直扑颉利可汗的大营。 当唐军突然出现在突厥牙帐前时，颉利可汗及其部下毫无防备，整个大营瞬间乱作一团。苏定方一马当先，手持长枪冲入敌阵，“斩数十百级”，突厥士兵死伤无数。
颉利可汗与隋朝义成公主仓皇出逃，其麾下的男女老少、牛羊马匹尽被唐军俘获。这场突袭战为唐军最终灭亡东突厥立下首功，
苏定方也因此战被封为左武候中郎将。《新唐书·苏定方传》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乘雾行，去贼一里许，雾霁，见牙帐，驰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主遁去”。 东突厥灭亡后，北方草原暂时安定，苏定方并未立刻得到重用，反而再次沉寂了十余年。
直到唐高宗李治即位后，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将才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期。当时，西突厥在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的统治下日益强盛，控制着西域大片土地，不仅阻断了丝绸之路，还多次侵扰大唐边境，严重威胁西域安全。
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征讨西突厥。 苏定方率领唐军长途奔袭，在曳咥河与西突厥主力相遇。当时西突厥拥兵十万，而唐军兵力远少于敌军，局势对唐军极为不利。面对强敌，苏定方沉着冷静，从容布阵：他将步兵列阵于南，结成密集的长枪阵，“攒槊外向”，抵御敌军冲击；将骑兵部署于北，待命冲锋。
西突厥军发动猛攻，唐军步兵坚守阵地，从清晨到中午，激战不休。待西突厥军疲惫之际，苏定方率领骑兵从北面发起冲锋，“纵兵击之，贼大溃”，斩杀数万人，俘虏不计其数。 此战之后，苏定方乘胜追击，对西突厥残余势力展开地毯式清剿。
他率领唐军穿越茫茫沙漠，顶着凛冽风雪，昼夜兼程，奔袭三百余里，最终在石国将阿史那贺鲁生擒。西突厥的灭亡，让大唐的疆域扩展到了中亚地区，“自葱岭以西，至于西海，尽入版籍”，丝绸之路重新畅通。苏定方因功被封为邢国公，其子苏庆节也被封为武邑县公。
显庆五年（660年），苏定方再次临危受命，率军跨海远征百济国。当时，百济国联合高句丽对抗大唐，严重威胁大唐在东北亚的利益。此时的苏定方已经68岁高龄，但他依然意气风发，率领十万大军从莱州出发，横渡黄海，直抵百济境内。 唐军在熊津江口登陆后，遭到百济军的顽强抵抗。苏定方亲自率军冲锋，“阵于江口，贼据险逆战，定方出左队，乘山而下，猛锐奋击，贼大溃”。
随后，唐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百济都城泗沘城。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见唐军兵临城下，吓得仓皇出逃，其子扶余泰留守都城。苏定方指挥唐军围城猛攻，最终攻破泗沘城，扶余泰出城投降。不久后，出逃的扶余义慈也被唐军俘获。百济国灭亡后，大唐在其境内设置了五个都督府，将朝鲜半岛西南部正式纳入版图。
从灭亡东突厥，到生擒西突厥可汗，再到征服百济，苏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创下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奇迹。更难能可贵的是，苏定方不仅善战，而且人品高洁。在征讨西突厥时，副将王文度为了抢夺财物，竟然杀降冒功，而苏定方坚决反对，“一无所取”，展现了一代名将的风范。
《新唐书》中特别记载了这一点：“文度矫诏收军，多掠玉帛，定方不听，无所取”，这份操守在古代将领中尤为难得。
苏定方一生战功赫赫，为大唐开疆拓土立下了不朽功勋。乾封二年（667年），76岁的苏定方病逝于西北边塞的军营中，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大唐的国防事业。
唐高宗李治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在朝堂上责备群臣：“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 按照常理，这样一位功高盖世的名将，理应名垂青史，被后人敬仰。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苏定方却被严重丑化，成为了人人唾弃的奸臣。这背后，既有历史背景的影响，也有文学创作的需要，更有政治斗争的牵连。 首先是“历史污点”的放大。苏定方早年曾效力于窦建德和刘黑闼，这两人都是李唐王朝的敌对势力。
在后世的正统史观中，李唐集团被塑造成天命所归的正义代表，而曾经反抗李唐的人都被贴上了“反贼”的标签。苏定方虽然后来归顺大唐并立下奇功，但他早年的“贰臣”经历，还是被说书人和小说家抓住不放，成为了刻画其反派形象的“历史依据”。
其次是政治斗争的牵连。苏定方在高宗朝深受重用，多次率军出征，推行的是积极开拓的军事政策，这与当时以张文瓘为首的文官集团主张的“休养生息”政策背道而驰。
文官集团对苏定方的战功既嫉妒又不满，在他去世后，不仅没有为他请功，反而在私下里对他进行污蔑诋毁。此外，苏定方与高宗朝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有工作上的交集，而这两人在史书中被定性为“奸臣”，苏定方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文官集团扣上了“奸臣同党”的帽子。
再者是文学创作的需要。元明清时期，《隋唐演义》《说唐全传》等通俗小说和戏曲深受大众喜爱。这些文学作品为了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和冲突性，往往会将历史人物脸谱化，塑造出鲜明的正反两派。
小说中需要一个重量级的反派来衬托罗成等正面英雄的形象，而历史上战功赫赫、又有“早年污点”的苏定方，就成为了最佳人选。在小说中，苏定方被塑造成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他先是用暗箭射杀罗艺，后来又设计将罗成诱入泥沼乱箭射死。
但正史记载并非如此，而罗成本人更是虚构的人物，这一切都是文学创作的虚构。 最后是民间传播的误解。在古代，普通民众获取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是说书、戏曲等民间艺术形式。说书人为了吸引听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历史故事进行改编和加工，不断夸大苏定方的“恶行”。而民众缺乏接触正史的机会，很容易被这些虚构的情节所误导。久而久之，苏定方的奸臣形象就在民间根深蒂固，而他的真实战功却被逐渐遗忘。
正史中对苏定方的评价极高，《旧唐书》称赞他“神略龛张，雄谋戡定，辅平屯难，始终成业”，《新唐书》也评价他“定方所灭三国，皆生执其王，赏赉珍宝，不可胜计，而定方秋毫无犯”。
这些记载充分证明了苏定方的军事才能和高尚品格。他不仅是一位战功赫赫的战神，更是一位体恤百姓、不贪财货的良将。 苏定方的军事成就对大唐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灭亡东突厥，彻底解除了北方草原对中原的威胁，让北方边境迎来了数十年的和平；征服西突厥，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大唐的影响力远播中亚；平定百济，稳定了东北亚的局势，扩大了大唐的国际影响力，使得大唐的疆域达到了鼎盛时期，“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盛唐雄风由此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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