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隋唐名将,秦琼、尉迟恭的门神形象家喻户晓,演义中罗成的银枪英姿也深入人心。但在正史记载里,有一位将军的战功远超这些广为人知的名字,他一生征战数十年,灭三国、擒三主,为大唐开疆扩土,被唐高宗誉为“国之柱石”。
然而,这位功勋卓著的名将,却在后世的小说戏曲中沦为阴险狡诈的奸臣,被黑上千年。他就是苏定方。 为何真实战功震古烁今的战神,会遭遇如此两极的历史评价?拨开文学演绎的迷雾,翻阅《旧唐书》《新唐书》的翔实记载,我们能还原出这位大唐名将的真实人生,读懂一段被误解的历史。
苏定方生于公元592年,家乡在河北冀州。他的出身并非将门世家,而是当地的豪强之家,父亲苏邕是乡里有名的侠义之士。
隋末天下大乱,盗贼蜂起,百姓流离失所,苏邕为保护乡邻,自发组织了地方武装抵御劫掠。受父亲影响,苏定方自幼便显露过人的勇武,“骁勇多力,胆气绝伦”,十五六岁时就跟随父亲冲锋陷阵,每次作战都一马当先,很快便以勇猛闻名乡里。 父亲去世后,年仅十六岁的苏定方接过了地方武装的指挥权。
他虽年少,却治军严明,调度有方,不仅成功击退了多股来犯的盗贼,还主动出击,平定了周边作乱的势力,让家乡在乱世中得以保全。
《旧唐书·苏定方传》中明确记载,他“每陷阵先登,乡里依赖之”,这份少年成名的勇武与担当,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隋末的乱世中,河北地区先后崛起了窦建德、刘黑闼两支强大的反隋势力。他们以反抗隋朝暴政为旗帜,深得民心,成为当时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割据力量。
苏定方审时度势,认为只有依附强大的势力才能保全乡邻、实现抱负,于是选择投奔窦建德麾下。在窦建德军中,苏定方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施展,屡立战功,深受器重,还被窦建德的部将高雅贤收为义子。
然而好景不长,武德四年,窦建德在虎牢关之战中被李世民击败,其势力随之瓦解。苏定方失去依托,不得不暂时归隐故里。不久后,刘黑闼重新起兵反唐,苏定方再次出山投奔。在刘黑闼军中,他担任先锋将领,“每战必克,勇冠三军”,多次击败唐军。
但刘黑闼最终还是不敌李唐的强大兵力,于武德六年(623年)兵败被杀。 两次效力于李唐的对立面,这段“站错队”的经历,成为苏定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伏笔。刘黑闼败亡后,苏定方深知自己在李唐集团眼中已是“敌将”,不愿主动归顺,于是再次归隐乡里,这一隐便是整整七年。
直到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命李靖率军北伐东突厥,苏定方才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此时的他已年近四十,报国之心从未熄灭。经人举荐,苏定方被李靖纳入麾下,担任前军总管。正是这场北伐之战,让苏定方一战成名,也让大唐真正见识到了这位蛰伏多年的猛将的真实实力。
贞观四年的阴山之战,是苏定方军事生涯的成名之战。当时,李靖率领唐军主力悄悄逼近东突厥颉利可汗的牙帐,为摸清敌军虚实、寻找破敌良机,李靖决定派一支精锐骑兵进行突袭侦察,这个重任最终落在了苏定方身上。
他率领二百名骑兵,趁着黎明前的浓雾,悄无声息地穿越草原,直扑颉利可汗的大营。 当唐军突然出现在突厥牙帐前时,颉利可汗及其部下毫无防备,整个大营瞬间乱作一团。苏定方一马当先,手持长枪冲入敌阵,“斩数十百级”,突厥士兵死伤无数。
颉利可汗与隋朝义成公主仓皇出逃,其麾下的男女老少、牛羊马匹尽被唐军俘获。这场突袭战为唐军最终灭亡东突厥立下首功,
苏定方也因此战被封为左武候中郎将。《新唐书·苏定方传》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乘雾行,去贼一里许,雾霁,见牙帐,驰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主遁去”。 东突厥灭亡后,北方草原暂时安定,苏定方并未立刻得到重用,反而再次沉寂了十余年。
直到唐高宗李治即位后,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将才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期。当时,西突厥在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的统治下日益强盛,控制着西域大片土地,不仅阻断了丝绸之路,还多次侵扰大唐边境,严重威胁西域安全。
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征讨西突厥。 苏定方率领唐军长途奔袭,在曳咥河与西突厥主力相遇。当时西突厥拥兵十万,而唐军兵力远少于敌军,局势对唐军极为不利。面对强敌,苏定方沉着冷静,从容布阵:他将步兵列阵于南,结成密集的长枪阵,“攒槊外向”,抵御敌军冲击;将骑兵部署于北,待命冲锋。
西突厥军发动猛攻,唐军步兵坚守阵地,从清晨到中午,激战不休。待西突厥军疲惫之际,苏定方率领骑兵从北面发起冲锋,“纵兵击之,贼大溃”,斩杀数万人,俘虏不计其数。 此战之后,苏定方乘胜追击,对西突厥残余势力展开地毯式清剿。
他率领唐军穿越茫茫沙漠,顶着凛冽风雪,昼夜兼程,奔袭三百余里,最终在石国将阿史那贺鲁生擒。西突厥的灭亡,让大唐的疆域扩展到了中亚地区,“自葱岭以西,至于西海,尽入版籍”,丝绸之路重新畅通。苏定方因功被封为邢国公,其子苏庆节也被封为武邑县公。
显庆五年(660年),苏定方再次临危受命,率军跨海远征百济国。当时,百济国联合高句丽对抗大唐,严重威胁大唐在东北亚的利益。此时的苏定方已经68岁高龄,但他依然意气风发,率领十万大军从莱州出发,横渡黄海,直抵百济境内。 唐军在熊津江口登陆后,遭到百济军的顽强抵抗。苏定方亲自率军冲锋,“阵于江口,贼据险逆战,定方出左队,乘山而下,猛锐奋击,贼大溃”。
随后,唐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百济都城泗沘城。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见唐军兵临城下,吓得仓皇出逃,其子扶余泰留守都城。苏定方指挥唐军围城猛攻,最终攻破泗沘城,扶余泰出城投降。不久后,出逃的扶余义慈也被唐军俘获。百济国灭亡后,大唐在其境内设置了五个都督府,将朝鲜半岛西南部正式纳入版图。
从灭亡东突厥,到生擒西突厥可汗,再到征服百济,苏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创下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奇迹。更难能可贵的是,苏定方不仅善战,而且人品高洁。在征讨西突厥时,副将王文度为了抢夺财物,竟然杀降冒功,而苏定方坚决反对,“一无所取”,展现了一代名将的风范。
《新唐书》中特别记载了这一点:“文度矫诏收军,多掠玉帛,定方不听,无所取”,这份操守在古代将领中尤为难得。
苏定方一生战功赫赫,为大唐开疆拓土立下了不朽功勋。乾封二年(667年),76岁的苏定方病逝于西北边塞的军营中,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大唐的国防事业。
唐高宗李治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在朝堂上责备群臣:“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 按照常理,这样一位功高盖世的名将,理应名垂青史,被后人敬仰。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苏定方却被严重丑化,成为了人人唾弃的奸臣。这背后,既有历史背景的影响,也有文学创作的需要,更有政治斗争的牵连。 首先是“历史污点”的放大。苏定方早年曾效力于窦建德和刘黑闼,这两人都是李唐王朝的敌对势力。
在后世的正统史观中,李唐集团被塑造成天命所归的正义代表,而曾经反抗李唐的人都被贴上了“反贼”的标签。苏定方虽然后来归顺大唐并立下奇功,但他早年的“贰臣”经历,还是被说书人和小说家抓住不放,成为了刻画其反派形象的“历史依据”。
其次是政治斗争的牵连。苏定方在高宗朝深受重用,多次率军出征,推行的是积极开拓的军事政策,这与当时以张文瓘为首的文官集团主张的“休养生息”政策背道而驰。
文官集团对苏定方的战功既嫉妒又不满,在他去世后,不仅没有为他请功,反而在私下里对他进行污蔑诋毁。此外,苏定方与高宗朝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有工作上的交集,而这两人在史书中被定性为“奸臣”,苏定方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文官集团扣上了“奸臣同党”的帽子。
再者是文学创作的需要。元明清时期,《隋唐演义》《说唐全传》等通俗小说和戏曲深受大众喜爱。这些文学作品为了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和冲突性,往往会将历史人物脸谱化,塑造出鲜明的正反两派。
小说中需要一个重量级的反派来衬托罗成等正面英雄的形象,而历史上战功赫赫、又有“早年污点”的苏定方,就成为了最佳人选。在小说中,苏定方被塑造成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他先是用暗箭射杀罗艺,后来又设计将罗成诱入泥沼乱箭射死。
但正史记载并非如此,而罗成本人更是虚构的人物,这一切都是文学创作的虚构。 最后是民间传播的误解。在古代,普通民众获取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是说书、戏曲等民间艺术形式。说书人为了吸引听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历史故事进行改编和加工,不断夸大苏定方的“恶行”。而民众缺乏接触正史的机会,很容易被这些虚构的情节所误导。久而久之,苏定方的奸臣形象就在民间根深蒂固,而他的真实战功却被逐渐遗忘。
正史中对苏定方的评价极高,《旧唐书》称赞他“神略龛张,雄谋戡定,辅平屯难,始终成业”,《新唐书》也评价他“定方所灭三国,皆生执其王,赏赉珍宝,不可胜计,而定方秋毫无犯”。
这些记载充分证明了苏定方的军事才能和高尚品格。他不仅是一位战功赫赫的战神,更是一位体恤百姓、不贪财货的良将。 苏定方的军事成就对大唐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灭亡东突厥,彻底解除了北方草原对中原的威胁,让北方边境迎来了数十年的和平;征服西突厥,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大唐的影响力远播中亚;平定百济,稳定了东北亚的局势,扩大了大唐的国际影响力,使得大唐的疆域达到了鼎盛时期,“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盛唐雄风由此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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