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电视剧《特赦1959》之后，又重新看了一遍同样反映战犯改造生活的电影《决战之后》，才发现还是电影更像纪录片——电视剧有四个比较主要的战犯用了化名，他们在电影里却都以真名实姓出现，尤其是那个徐远举，跟历史照片至少有六成以上相似。
要说美中不足的，就是电影中文强的形象，跟历史照片有很大差距，个头也不对。我们看《文强口述自传》，也有理由猜测文强本人也以顾问的形式参加了电影的拍摄：“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监狱长（管理所所长）换了人， 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姚伦在电影《决战之后》演职员表中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文强所说的那部电影，极有可能就是《决战之后》。
文强在《决战之后》中出场次数不少，他写的回忆文章和书籍也不少，笔者手头上有《文强口述自传》、《戴笠其人》、《新生之路》，还有不是他写的《文强传》。
看了这些史料，再跟邱行湘（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1959年第一批特赦）外甥黄济人写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多“史料”把孙殿英的死亡时间地点搞错了。
黄济人的父亲是原第七十六军副军长黄剑夫（投诚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再加上邱行湘那方面的关系，黄济人走访了多位特赦将军，跟黄维也相处不错，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黄济人陈述是真实准确的：“文强最后见到孙殿英，是在功德林监狱。听邱行湘讲，孙殿英战败被俘后，曾和他一起被关押在河北、河南、山西三省交界的黄埔村。那时的孙殿英不怕坐监，不怕杀头，怕只怕断了鸦片烟。”
孙殿英在电影《决战之后》中出现了，满地打滚磕头作揖要烟泡，如果孙殿英没有进过功德林，那么曾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公安部直属一处处长的顾问姚伦，是一定要把这段“虚构”删掉的——当年拍严肃历史题材电影，可不像现在这么随便。
据黄济人描述，文强当时还给孙殿英取了一个绰号叫“得意门生”：“文强见到孙殿英的时候，这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已经心宽体胖了。文强走过去，对准孙殿英的屁股轻轻踢了一脚，冷冷笑道：‘你究竟是谁人的得意门生哟？依我说呀，你只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的家伙！’从此，文强称孙殿英为得意门生。只不过这位门生没有得意多久，便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于功德林。”
文强跟孙殿英是有过节的，据《文强口述自传》记载，他1942年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的身份前往太行山展开敌后工作，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孙殿英庞炳勋叛国投敌，结果任务没有完成，自己还差点死于日寇轰炸，也九死一生才逃离险境，为此他写了一首《太行突围》抒怀：“又是纵身沦绝境，感怀涕泪满衣裳。 非为一死关生命，恨少三牲吊国殇。 四面陈尸愁愈结，五更鸣镝苦奔忙。 云山惆怅悲南渡，牛斗星高照远乡。”
文强痛恨孙殿英叛国投敌导致自己任务失败，再加上孙殿英乱认“老师”触了文强逆鳞，所以文强嘲讽地给他取绰号为“得意门生”，也就可以理解了。
文强除了给孙殿英取绰号为“得意门生”，还给宋希濂取了一个完全善意的绰号“罗汉”。
文强在《新生之路》中回忆：“宋希濂被俘了，起先还不服气，随时挣扎几下……慢慢转变过来，终于成为学习尖子。”
文强当时跟宋希濂在同一个学习小组，组长是邱行湘，其他组员还有陈长捷（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1959年特赦）、林伟俦（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1961年特赦）、梁培璜（某集团军中将副司令，1964年特赦。之所以说某，是因为梁培璜的职务史料记载不一，他当副司令的部队番号也不同）、康泽（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1963年特赦）、沈蕴存（“国防部”二厅副厅长，1975年特赦）。
在邱行湘为组长的那个小组（各组是不定期重组的），最受欢迎的就是宋希濂。文强回忆：“我们这一组组员都非常喜欢宋希濂，因为他每天总是笑容满面。我看他长得肥头大耳、臂腿短粗，而且白白胖胖的，酷似洛阳龙门石窟中的一尊笑眯眯的佛像，便给他起了个绰号‘罗汉’。”
文强将宋希濂称作“罗汉”，既是对他人品的认可，也是对他武功的佩服——文强肯定也听说了：在白公馆学习改造期间，周养浩用板凳砸向沈醉的脑袋，就是正在下棋的宋希濂反应神速，不但伸胳膊替沈醉挡住了那致命一击，还顺手夺下了周养浩手中的板凳。
宋希濂那一挡一夺，既救了沈醉，也救了周养浩，因为沈醉万一被他砸死，周养浩也会数罪并罚，没有机会进功德林了。
文强给宋希濂取绰号“罗汉”绝对是善意的，但是给邱行湘取绰号的时候，却似乎有点“不怀好意”，这件事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也有风趣叙述：“有一次，我们看电影《甲午风云》，吉野那一副令人憎恨凶相毕露的镜头一出现，文强便有意指着吉野问大家：‘这个人像谁，这个人像谁？’不少人便不约而同地齐声答应：‘邱行湘，邱行湘！’所以，不满意他的人背后总是叫他做‘吉野’。”
邱行湘是公认的功德林“大力士”、“书法家”，在这两方面，自诩武功不弱且出自书香门第的沈醉也自叹弗如，后来也被邱行湘的品质折服：“我发现他不但小字写得非常端正，大字更苍劲有力。我问他才知道，他临摹龙门十二品时，下过不少工夫。真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一手。论气力，我的确不如他。不但口服，心也服了。”
文强给孙殿英取绰号“得意门生”，给宋希濂取绰号“罗汉”，给邱行湘取绰号“吉野”，都是相关当事人和知情人回忆文章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注明材料出处，就是因为历史文章需要严谨，以免有些被网文误导的读者产生疑问。
关于孙殿英的死亡时间，没有公开的档案写得很具体，但是他能出现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姚伦为顾问的电影中，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孙殿英有没有进过功德林，有这方面资质的读者或同行，或许能查到相关档案，只要档案一出，所有的争论就都迎刃而解了。
孙殿英有没有进过功德林，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聊起来也不是很有趣，有趣的是文强、沈醉等“功德林同学”互相取的绰号：有的是善意和尊重，有的则是恨意和鄙视，至于是否恰当，那就需要读者诸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年给“同学（战犯互称）”取绰号的不止文强一人，杨文泉（湶、瑔，不同史料记载不一）绰号“白面书生”，周振强绰号“周老黑”，还有人绰号“惹不起”、“每事问”、“管得宽”、“九百九”，每个绰号都有出处和独特的含义，这可能也是他们当年的娱乐方式之一，他们甚至还给一位管理员取绰号“鲁智深”，管理员听了，也是一笑了之绝不生气。
沈醉和杜聿明也参加了“取绰号活动”，善于取绰号的文强也未能幸免，被沈醉称作“瘦将”，更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特赦之后，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又成了同事，文强任学习组长，沈醉为副组长，提起当年互相取绰号的趣事，估计他们也有聊不完、笑不停的话题。
文强在《新生之路》中总结：“从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这天起，我新生了，我将使我的余生活得更好、更加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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